《黑箱日记》入围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长片奖，但伊藤诗织却连在东京看自己电影的机会都没有。东京的电影院不敢放映，电视台不敢播，甚至连海报都不能贴出。不是因为这是一部恐怖片，而是因为它讲述的是她自己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——从报警到性侵，从沉默到被抛弃。这部影片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得到了上映，但在她的祖国，却完全被封杀。

“如果这部片子能在小日子上映，那比拿奖更重要。” 伊藤诗织曾这样说。她拍下了这部纪实片，打破了自己生活中的黑暗封锁，却连一张票都买不到。

《黑箱日记》不仅揭示了伊藤诗织如何被性侵，如何被警方和社会冷漠对待的过程，它本身的拍摄过程也充满了挑战。影片的制片人阿奎林曾在采访中坦言，拍摄难度不在技术层面，而在于这部片子根本找不到在东京放映的地方。小日子本土的电影发行公司拒绝接手，至少有15家发行商与这部影片谈判，却无一愿意承担这份风险。

其中两家发行公司直言不讳地表示：这是政治性内容，涉及法律和民意的敏感问题，“你说的太真实了，我们承受不起。” 这意味着，这部影片讲述的真相，成了他们的禁忌。而与此同时，影片在法国、美国、台湾、韩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顺利上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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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黎的观众在看完电影后，眼含泪水地留言：“她不是受害者，她是活下来的人。” 然而在东京街头，几乎没人能看到这部影片。东京的影院经理也直言：“你这片一上映，我们就得处理电话、邮件、社交媒体舆论、商业伙伴关系等一系列危机。” 一部电影能让影院陷入如此困境，这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？

伊藤诗织说过：“在小日子上映这部片，比拿奥斯卡奖更重要。” 这句话折射出的是对她祖国社会现状的深深失望。尽管她在全球各地获奖，她却连回家看自己电影的机会都没有。

故事的起点要追溯到2015年4月4日那个夜晚。那天晚上，伊藤诗织刚从华盛顿留学回来，前往东京电视台面试。面试官山口敬之，时任东京电视台华盛顿分社社长，也是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传记作者。晚餐变成了酒局，酒局变成了宾馆。伊藤在不清醒的状态下被送入酒店，醒来时已经遭遇性侵。报警后的第一反应却是：“没有暴力证据，无法立案。” 警察甚至告诉她，这类案件几乎没有胜算。

她花了4000美元，自费拿到了宾馆的监控录像，带着视频去警察局，这才勉强立案。然而，就在警方准备逮捕山口敬之的那一天，案件被突然叫停，检方以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了调查。

但伊藤拒绝沉默。2017年，她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实名指控山口。尽管全日本主流媒体都保持沉默，只有外国通讯社进行了报道。她写了一本书，名字就叫《黑箱》。书名中的“黑箱”并不是隐喻，而是现实——在她的经历中，整个司法系统像一个黑箱，受害者无法得知案件进展，证人不知道是否能被采纳，媒体也不知道是否该报道。

而这一切都被严格审查和封锁。东京的街头、居酒屋、宾馆，所有的真实事件都不允许被曝光，伊藤诗织决定做第一个揭开黑箱的人。她知道，这意味着她可能会失去原本的一切——工作、朋友、故乡、居所。她只想让人们知道，那一晚，她不是误会，而是受害。

纪录片拍摄完成，尽管入围了奥斯卡，伊藤诗织却失去了“家”。在接受采访时，她提到：“我所有的家当就是一个登山包，一个装锅的塑料袋，还有一块瑜伽垫。” 她没有固定住处，没有稳定收入，亲朋好友和她断了联系，单位拒绝雇佣她。网络上充斥着对她的恶意攻击，照片、名字、家族、过往生活无一幸免。

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，她曾住在香港的青年旅社，睡过巴黎的机场，也曾在北海道的小旅馆躲避。甚至有一晚，她在出租车后座哭泣了整整一夜。拍摄期间，她唯一带着的两样物品就是一台旧电脑和宾馆监控视频的副本。“我怕这个故事再次消失。” 她说。

因此，每一场国际放映，她都亲自到场，因为那是她唯一能够发声的地方。在平遥、圣丹斯、釜山，每一场放映，她都坐在台下，等待观众提问。她从未回过东京，从未在小日子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露面，也从未看到过自己的电影海报。

她拍的不是纪录片，而是这个国家的哑巴系统，纪录片成了她的反抗与呐喊。

2023年，杰尼斯事务所爆出了创始人性侵未成年练习生的丑闻。长达60多年的性侵潜规则曝光，受害人数接近400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很多小日子媒体仍然保持沉默。

伊藤诗织说：“我们不能成为受害者，更不能成为旁观者。” 今天，她已经把自己那一页“黑箱”撕开，挂在了全世界的电影屏幕上，让更多人看到她的勇气与坚持。

发布于：山东省